我是棠棣，一枚历史爱好者。欢迎大家我，一起谈古论今，纵论天下大势。君子一世，为学、交友而已！
秦桧作为一代权奸，并不是与生俱来的。他的出身，虽非名门望族，也算是书香门第。父亲秦敏学以进士出身，做过几任地方官，“皆以清白闻名”。
他自己二十六岁中进士，三十四岁中词学兼茂科，入仕之初，颇得上官的嘉许；靖康之变，他反对割让三镇，力主抗金，反对册立张邦昌为帝，上书“请存赵氏”，因而被金人拘徙北国。其慷慨之气，亦颇受时人称誉。
然而，他只有善始，没有善终，不能像那些忠臣义士一样，在囚徒的生涯中，使自己的精神升华，保持民族气节；相反，却心甘情愿地为金人充当内奸，沦为民族败类。
1、秦桧早年的经历
对秦桧的里贯和家世，史籍记载很少。秦桧死时，高宗特示恩宠，亲自为他的神道碑书额，题以“决策元功，精忠全德”八字，可谓褒奖有加，但却没有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，为他撰写碑文。
因此，秦桧就没有诸如墓志铭、谱传、行状之类的文字传世。
秦桧，字会之。宋哲宗元祐五年()冬天，秦桧的父亲秦敏学赴任广西古县令，腊月二十五日，秦桧出生于黄州靠近赤壁矶江边的舟中。据范成大《吴船录》记载，在秦桧当国之后，黄州一些官绅在这里建起一座“规制甚工”的楼阁，取名“庆瑞堂”，以取悦这位势焰煊赫的宰相。
然而，秦桧一死，就被改名为栖霞楼，以供游人登览，这件事也就变成人们嘲弄秦桧和他的献谀者们的谈资。
秦桧兄弟四人：彬、梓、桧、棣。从后来秦桧与弟秦棣随母寄食舅父王本来看，秦彬、秦梓为前母强氏所生，秦桧、秦棣为王氏所生。
似乎在秦棣出生不久，秦敏学便辞世了。因为家道十分艰难，在哲宗绍圣年间(一)，秦桧的两个兄长留在故乡，他和弟弟秦棣便由母亲带着投靠了在歙州祁门县做官的舅父王本。
据明永乐《祁门图志》记载，王本在绍圣间知祁门县，与尚未进入仕途的汪伯彦过从甚密，“悦汪伯彦才华藻丽，建英才馆以延之”，“二甥秦桧、秦迪（棣）皆受学。”
汪伯彦，字廷俊，祁门人，徽宗崇宁中登第，因有拥立之功，受到高宗的宠信。建炎间官至宰相，与黄潜善狼狈为奸，力主退避投降，打击抗战派，获罪罢黜，秦桧当国后屡为右袒，就是这时结下的师生情谊。
由此可见，秦桧的青少年时代是在相当困窘的境遇中度过的。他为着几千文钱而恬颜向人告贷，往京师游学无车马代步，在风雨凄惶中寄食于一个乡村塾师，非家境贫寒，何至落到这个地步。
据说，他早年“曾为童子师，仰束修自给，有‘若得水田三百亩，这番不做猢狲王’之句。”也正因为如此，秦桧没有富家子弟的骄矜，却颇具市井小民的机警、狡黠和干练。
在太学读书期间，就显得才华出众，很有办事能力。罗大经《鹤林玉露》说：
秦桧少游太学，博记工文，善于鄙事，同舍号为“秦长脚”。每出游饮，必委之办集。
宋徽宗政和五年()，秦桧二十六岁，何栗榜进士及第。就在此时，他攀上豪门，娶王珪的孙女为妻。从此，官运亨通，扶摇直上。
王珪在神宗朝，从熙宁九年()到元丰八年()，做了九年宰相，门生故吏满天下；王珪的女婿郑居中，是频受徽宗宠幸的郑皇后从兄，政和三年()知枢密院事，六年进太宰（首相），权倾朝野，显赫一时。
秦桧攀上了这个豪门，成为王氏的东床快婿，对他此后的仕途，无疑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。
大约及第不久，即补为密州教授，深得知州翟汝文的器重。宣和五年()三月，以翟汝文与京东东路安抚使张叔夜的推荐，应制举，中词学兼茂科次等；又以翰林学士吴开的推荐，人为太学正。
因为有人提携，便连连升迁，钦宗靖康元年()初迁职方员外郎，不久入台，很快升为御史中丞，位列从班了。
2、“主战派”秦桧
秦桧是在王安石变法失败以后，北宋王朝的各种社会矛盾错综复杂，日趋激化的氛围中成长起来的。
日益腐败和黑暗的政坛，造就一大批政治上的阴谋家、野心家和投机分子，他们互相攻讦，互相倾轧，争权夺利，无暇顾及解决各种社会问题。
加之，宋徽宗在位二十五年，外信蔡京、王黼，内宠童贯、杨戬，敛天下之财货，供一己之私欲。以至“人不堪命，遂皆去而为盗”，农民起义，此起彼伏。当时规模最大的如宋江、方腊起义，几乎危及北宋王朝的统治。起义是被镇压下去了，但社会危机仍然存在着。
困于内忧的徽宗和蔡京、童贯等人，为了转移内部的注意力，竟然接受燕人马植（后更名赵良嗣，辽大族，仕辽至光禄卿）的建议，密谋联金伐辽，结果又酿成外患，加速了北宋王朝的灭亡。
靖康二年()二月初六，金人废徽、钦二帝。三月六日，册立原太宰(首相)张邦昌为帝，建立傀儡政权“大楚”。北宋王朝宣告灭亡。数日后，金兵北还，将徽、钦二帝及后妃、大臣、亲王、贵戚、能工巧匠二千多人当作俘虏，一起带到北方。
这期间，秦桧同那些惊慌失措的臣僚们相比，态度是冷静的，立场也是无可指摘的。
现在我们看到的秦桧的第一个奏札，是靖康元年正月初四所上。其时，完颜宗望军至黄河岸边，一面遣使要求割地赔款，以宰相、亲王为质，许以讲和；一面又驱兵开始渡河。
消息传来，举朝惶惧，“尚书张劝并卫仲、何大圭等五十人弃官而逃”，秦桧却上了一道题为《上钦宗论边机三事》的奏札。
现在看来，秦桧对形势的分析是比较准确的。当时，宗翰进攻太原，遭到宋朝军民顽强抵抗，不能前进一步：宗望所以能孤军深入，是因为有宋朝降将郭药师等人作向导，间道前进的，河北诸郡，多数还在宋军的控制之下。
如果黄河有坚强的守御，宗望是很难得手的。即使后来兵临城下，宋廷君臣如果不自乱阵脚，“示怯以自蹙削”，待勤王之师四集，汴京之围是不难解除的。
秦桧反对割让三镇（主张放弃燕山），满足金人无厌之欲，提防金人徂诈，不守盟约等等，与当时主战派的意见基本是一致的。
可是，秦桧这时只不过是个小小的太学正，人微言轻，这些意见显然没有受到朝廷足够的重视。
此后不久，秦桧进为职方员外郎。宗望还师，留肃王赵枢（徽宗第五子）为人质，胁迫宋廷履行割地赔款的盟约。
钦宗命张邦昌为河北割地使，以秦桧为属官。秦桧三上辞章，说：
“是行专为割地，与臣初议矛盾，失臣本心。”
坚持不受命。张邦昌行前，逼钦宗亲出御批，保证不改变割地之议，并且下令河北诸郡不得抵抗，被言官指为“私敌”而罢官。朝廷再派秦桧借礼部尚书往河中，兵部员外郎程瑀往河东为割地使。
当时，河北诸将已得到密谕，决定抗战。两人中途折回，割地之议也就告寝。以御史中丞李回、翰林承旨吴开的推荐，秦桧进为殿中侍御史，不久再迁为左司谏。
3、太学生的领袖
殿中侍御史、左司谏，职位虽然不高，但作为言官，是天子近臣，有较多的发言机会。这年八月，金廷以得不到三镇为借口，来书谴责宋廷背弃盟约，再度兴兵。九月陷太原，十月破真定，长驱直入。
出使金国军前的刑部尚书王云、著作佐郎曲周、李若水回朝复命说：
“金人坚欲得地，不然进兵取汴都。”
钦宗不知所措，于十一月七日下诏说：
“朕屈意议和，无所不至，虽衮冕车辂名号之类，犹无所惜，盖欲保守祖宗之地土。而金人必欲得三镇，今欲与之，其利害如何？欲不与之，其利害如何？朕当从众而行之，不敢自任。可令御史台告报百官，初八日于尚书省集议以闻。”
当日就在崇政殿展开了激烈争论。谏议大夫范宗尹引经据典，认为非割三镇不足以消弭外患，大多数人都附和这种意见，而坚持以为不可割让三镇的只有三十多人。
他们力主抗战说：
国家更三圣始得河东，陵寝在焉。河北，天下之四支；四支苟去，无以为人，人民赋税乃其小尔。况天下者，太祖太宗之天下，非陛下之天下，敬瑭之事，岂可遵乎！
持这种观点的有喻汝砺、梅执礼、宋齐愈、何栗、曹辅、陈扬庭、冯獬、孙傅、李若水等人，秦桧也是其中之一。
因为争持不下，第二天又在延和殿集议。范宗尹俯伏在地，痛哭流涕地请求割让三镇以“纾祸”。钦宗接受了这一意见，着黄门官手持范宗尹的奏疏，大声宣布：“朝廷已有定议，不得异论！”
而秦桧与梅执礼、孙傅、吕好问、洪刍、陈国材等三十多人仍坚执“以为不可”。廷争之后，秦桧再进为御史中丞。这是御史台的最高官职，已位列从班了。
由于形势的急转直下，朝臣们争论的问题已经由是否割让三镇转为向金人投降的方式。秦桧也参加了这场争论，他的言论和行动在在士大夫中曾博得广泛赞誉。
4、“存赵氏”的议状
十一月二十五日，金军到达汴京，闰十一月初开始攻城，城破，金人索徽宗为质：闰十一月三十日，钦宗亲至金营投降，称臣谢罪，表示纳躯听命。
十二月初，金军入城，大肆搜检官私珍宝金帛，虐杀平民百姓。靖康二年()正月九日，钦宗第二次再至金营，便一去无回：随后又迫令徽宗、皇子、贵妃等齐赴金营，均被扣押。
宗翰原打算留辽国的降臣萧庆或刘彦宗守汴京，二人慑于宋朝军民的强烈反抗情绪，“辞不敢当”；于是决定建立一个傀儡政权，代金人守土。
金人发布命令，要求百官军民“推立异姓堪为人主者”；不从，则行“屠城”。贪生怕死的宋廷百官，绝大多数缄口不言，只有孙傅、张叔夜坚决反对，数上议状，乞立赵氏，“坐坚违诏旨”，被押至金营拘禁。
金人又散檄城中：
“令军民共举张邦昌，连名申上；有异议者，令别具状。惟不许引慝赵氏，有敢逗留，当按军法。”过了两天，代理东京留守王时雍张榜谎称：“金人许推择赵氏贤者，集百官秘书省共议。”
二月十三日，百官军民集至秘书省，王时雍令紧闭大门，四周环立手持武器的兵士，气势汹汹，然后宣布推举张邦昌事。太学生们提出质问，京城四壁弹压使范琼则厉声喝斥。
王时雍在事先拟好的举状上带头签名，文武官员数百人也跟着签名，许多人“饮泣悲吁而不敢出辞”，气氛非常紧张。
会间，唯奉直大夫寇庠面目冷峻，厉声说：
“二百年赵氏天下，岂可赴他姓，吾乃异议者，请如所令。”
朝奉郎高世彬悲愤地响应：“吾请同行！”
石破天惊，一下打破沉闷紧张的气氛。监察御史马伸慷慨陈词：
“吾曹职为争臣，岂可坐视不吐一辞，当共人议状，乞存赵氏。”
秦桧在同僚的敦促下，也表示：
“邦昌辅相无状，不能尽人臣之节，以释二国之难，不足以代赵氏，情愿乞押赴军前面论。”并且上了议状。
5、“存赵氏”的背后
议状说：
朝散郎试御史中丞致仕秦桧准元帅府指挥，如别有异见具状申者。
右桧窃以自古建国立王，非为率众庶以奉一夫，盖欲代天致理，使生灵有所依归，不坠涂炭也。契堪张邦昌在上皇时，执政日久，伐燕败盟之计，皆所预知，今若册立，恐元帅大军解严之后，奸雄窃发，祸及无辜，将不称元帅吊民伐罪之意。
若蒙元帅推天地之心，以生灵为念，于赵氏中推择其不预前日背盟之议者，俾为藩臣，则奸雄无由而起，元帅好生之德，通于天地。桧虽草芥，亦被生成之数，无任待罪陨越激切恳求之至。
谨具状闻，代候台旨。天会五年二月十四日，朝散郎试御史中丞致仕秦桧状。
秦桧在议状中，完全是从金人如何巩固和扩大战争胜利成果的角度提出问题，希望宗翰能够利用赵氏在士民中的影响，用赵氏作藩臣，为金人守土；否则，会邀起事变，尽弃前功。
后来事情的发展，不出秦桧所料，金兵一撤，张邦昌被朝野指为“篡逆”；散兵游勇，纷纷自立山头，为患一方；抗金的义军，也纷纷举事。张邦昌根本控制不了局面，京城以外，号令不行，不得不把皇位让给赵构，伪楚的傀儡政权很快就土崩瓦解了。
客观地说，秦桧当时可能出于策略的考虑，企图以设身处地的办法，替金人权衡利弊得失，以打动宗翰，求得赵宋江山不易姓。但并没有取得预期效果。
此时的宗翰，意在灭宋，不仅没有考虑秦桧议状有无合理成分，反而被视为“特系违令”，下令拘至军前“惩断”。二月二十九日，王时雍、吴开、莫俦即奉命将秦桧拘送军前，当了金人的囚犯，辗转流徙，直到建炎四年()才回到了南方。
这里需要指出的是，秦桧在这篇议状中提出的“于赵氏中推择其不预前日背盟之议者，俾为藩臣”的建议，虽出于策略考虑，但已经开启了他后来为徽宗修改乞和书中提出的“南北之俗各异，因其君长而臣属之”的思路。
绍兴中，秦桧当国，把这篇二百余字的议状，演绎成洋洋一千八百余字的长文，改变了议状的基调，文中反复强调赵宋王朝自开国以来，“功德基业，比隆汉唐”，指责金人兴不义之师，伐无罪之国；大量引述历史故事，论证“祸莫大于灭人之国”，认为金人灭宋，即使征服了京师的百姓，也征服不了天下的百姓；消灭了京师的赵氏子孙，却消灭不了天下的赵氏子孙。他日起来复仇的，不独赵氏子孙，“中原英雄，亦将报中国之恨”。
最后，落脚到“复嗣君之位，以安四方之民”。这就不仅是“存赵氏”，而是要让钦宗复位了。
字里行间，颇透出大义凛然，视死如归的气概。其实，这是一篇为了掠取美名，捞取政治资本的伪作。在当时，不仅欺骗了世人，甚至瞒过了史家的眼睛。
（正文完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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